一度位列新污染源的污水處理廠成了近期環保的熱議話題。究其背后，環境監管趨嚴，讓整個污水處理行業從建設轉向運營且管理更為精細化。污水處理廠無論是在對待來水水質還是自身工藝提升上，都發生了質的變化。

就備受關注的污水處理廠進水超標問題，三部委近日印發的《城鎮污水處理提質增效三年行動方案》對進水生化需氧量(BOD)數值再次予以明確：“濃度低于100 mg/L。”《行動方案》還要求，各地盡快將污水處理費收費標準調整到位，原則上應當補償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理處置設施正常運營成本并合理盈利；要提升自備水污水處理費征繳率。

一直以來，因進水水質導致出水超標，作為城鎮水處理最后一道關口的污水處理廠屢陷“致污”風波。根據生態環境部此前發布的《關于2017年國家重點監控企業主要污染物排放嚴重超標和處罰情況的公告》，在當年超標的國控重點企業中，逾100家污水處理廠赫然在列，并占到了所有類型企業比例近半壁江山。

治污=不可能完成任務？

在固有的認知中，污水處理廠本就是用于處理污水。如若還要通過對上游來水進行限制，頗具本末倒置的意味。通過梳理近年一些案例后發現，污水處理廠出水超標，多與上游污染源不達標排放或偷排息息相關。

當進水水質超標或者進水量遠超此前設計處理規模，甚至是原本定位于處理生活污水的工藝遇上工業廢水的背景下，超負荷的污水處理廠便從“治污”走向了“致污”。一位業界資深人士指出，工藝路線較為落后、高能耗且城市生活污水水質復雜，則進一步加劇了污水處理廠的尷尬處境。根據過去7年的公開數據，包括氨氮、總磷及糞大腸桿菌在內的三大污染物長期“困擾”著污水處理廠。

早在污水處理廠建設之初，包括處理規模、進水水質、出水水質在內的一系列參數均已成型。且針對生活污水、工業廢水等各類污染來源，污水處理廠在具體實施路徑上也會量體裁衣。具體來看，生活污水方面，污水處理廠一般會與當地政府簽訂協議，對進水水質進行相應規范。而在工業污水處理層面，則通常會在企業排放污水過程中，對污水進行一定預處理并在達到相應進水標準后，再經由污水處理進行下一階段工序。

但在污水處理廠實際運營期間，卻并非這么簡單，最糾結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誠如污水處理廠BOT或者委托運營，接納的應該是特定污水?，F實問題是，工業污水和市政污水經?；煸谝黄?。此外部分城鎮污水處理廠按照當時委托運營協議，有相應生化處理濃度系數，大量工業廢水進水超標仍遠高于規定系數。

不斷加劇的成本之殤

為何污水處理廠對進水超標如此敏感？環保監管趨嚴，企業偷排不了，截污納管后，污水處理壓力全部到了污水廠。亦如一位業界資深人士坦言，“一個生產制造企業怎么會不把自己的原材料徹底把關好，而污水處理廠卻成了來什么生產什么”。目前，大多水務行業尚未建立進水水質的特征化分析，以此感知上游來水。

但事實上，不同于一般的排污企業，污水處理廠更兼具著公共服務職能：向公眾提供污水處理。而這也決定了，迄今我國部分污水處理廠仍處于近乎“賠錢賺吆喝”的微利狀態。而在近年來進水超標時有發生的情況下，也不乏污水廠因此承擔高額罰款的案例。

從污水處理廠的成本構成上來看，最重要的成本源于能源消耗。由于現在電力作為城市主要能源來源，因此對于能源消耗成本來說，最終通過電費來顯現出來。隨著城鎮污水處理廠出水標準愈發嚴格，藥劑亦成了污水廠成本的重要部分。甚至于在一些污水廠，藥劑成本已遠高于能耗成本。污水處理廠的藥劑大部分為污泥脫水機使用的聚丙烯酰胺的或污泥板框壓濾機脫水用的三氯化鐵及氧化鈣。

相對應地，來水成分愈發復雜多樣，污水處理廠成本遂水漲船高。誠如在常規污水處理工藝中的生物除磷一般難以滿足出水需求，若要實現去除總磷的重任，運行費用則將水漲船高。氨氮亦是如此。與此同時，由于受到污水廠內設備與污水直接接觸特殊的工作環境下，原有設備不斷老化損毀，也不斷加劇污水處理廠維護費用的支出，運營成本提升。

出路在哪兒

污水處理廠可依靠的有效背書在哪兒？雖然環保法律法規中對進水超標導致出水超標的免責沒有明確規定，但在眾多業界人士看來，還可以適用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中規定的“明顯不當原則”來實現執法公平。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則認為，設不設保底水量，應該在甲乙雙方合同中進行談判，站在雙方博弈的層面去談。

當前，另一種更為普遍的觀點正逐漸被業界認可：無論將工業廢水排入市政污水處理廠的工業企業，還是接納廢水的污水處理廠都有必要加強自證清白的能力。而關于“錢從哪兒來”的問題，如前所述，則應圍繞環境外部效應，如擴大污水處理的使用者、受益者范圍，進行相應溢價回收。

但無論如何，“污水處理廠只要接納了污水，就要按照法律規定達標排放。”對于進水超標這一免責理由，水生態環境司司長張波曾公開明確道。同時，《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條明確：“城鎮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運營單位，應當對城鎮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出水水質負責。”